然而這場運動，對於馬來西亞這個威權國度，有什麼啓示和借鑑，值得我們思考。
整場抗爭的醞釀，並非一朝一夕。自香港“被回歸”後十七年，自第一任特首董建華，曾蔭權接任，再到梁振英。香港雖然歷經富二代｀前港英官僚｀到土共治港，社會結構性問題非但無法舒緩，更因要推動“中港融合”不斷加劇社會間的矛盾。從貧富懸殊問題，到年輕人無法上游，自由行造成的民生問題，言論自由的縮窄等，無一不是促成這次抗爭的主要因素，民怨的矛頭除了指向特區政府和特首，當然也瞄準了其背後的權力來源核心－－北京。港人要求“真普選”就是源於中共人大白皮書，設下了不合理的選舉關卡，對香港未來高度自治體制極度不公而致。
比較之下，我國的多場社會抗爭，議題的高度不一，舉最大型的淨選盟集會（Bersih）為例，其主要議題為“公平乾淨的大選制度”。其訴求主要針對選舉委員會的紕漏和制度上的不公，卻稍微放過了對背後操盤的權力單位－－國陣政府，有的只剩：“杜絕賄選“和“杜絕骯髒政治手段”兩項，其實缺乏了強力譴責的意味。因為我們也可以說，賄選和使出骯髒政治手段的是在野黨，並非直指執政黨。
而當中一項－－“讓參選政黨公平接觸媒體“，也相當模糊，已被收編的媒體可以用篇幅百分比來反駁自己的報道沒偏頗，忽略了內政部每年更新執照的“技術問題”，和更大的意識形態植入洗腦報道，才是致命的武器。淨選盟如果要在未來推動Bersih 4.0，必須把議題收窄，針對選舉委員會外，直斥制度設計者方能收更大的效能。Bersih 3.0把反對萊納斯稀土廠的環保議題納入訴求，個人認為是模糊了當時的焦點－－即將舉辦的大選。而事實證明，選舉委員會這個棋子，只是保障其主子－－國陣的權位，就算選票只有47%，國陣還是繼續當權，淨選盟提出的訴求，到今天依然沒有得到回應。
香港雨傘革命另一個特質是：政黨第一次被完全排除在群眾運動外。
本來由“佔中三子”：戴耀廷｀陳建民和朱耀明牧師提出的“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”運動，從開始設計到推動，期間雖有民間團體不斷提出方案，但始終主導的是一群泛民主派政黨人士，陳建民本身是民主黨黨員，和泛民大金主－－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關係密切。其他泛民黨派更通過其控制媒體不斷造勢。當時反對的聲音除了建制派，還有另一股“本土派”，當中有議員｀學者｀文化人士等，不斷呼籲以本土自主，甚至全民制憲推動議題，比前者更激進和積極。
而正式啓動的卻是兩個學生組織－學聯和學民思潮。他們通過罷課行動呼籲港人抗爭，開始並沒太激烈的反響，但香港警察在928驅散行動中釋放了87顆催淚彈，暴力清場，卻間接刺激了廣大市民的反感，繼而自發佔領了旺角｀金鐘和銅鑼灣三個點，紮營常駐。特區政府無意中造就了這次抗爭和民間覺醒，就算是不支持佔領行動的民眾，也比往常更關注政治議題，無疑是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意識，這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。事態發展就連各個政黨也措手不及，而當他們想在運動中參上一腳，卻被民眾驅逐，過往憑著政治光環在台面上的政客，頓時失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民間強大的意志，讓人驚訝。
反觀馬來西亞，多次的社會運動，還得靠政黨的號召和個別領袖的動員。NGO反而參與更多，民眾自發性則相對少。這反映了大馬社會政治意識相對保守，對政黨權力的制衡還未覺醒，許多人響應號召上街，主要還是對執政黨不滿，甚至個別領袖的反感，而非整體政制的推進和社會改革。所以，當505大選結束後，陸續爆發民聯內部矛盾，宗教保守主義抬頭，種族主義言論頻密，就是顯示民間對於民主－－這個普世價值的追求，有著不一樣的詮釋。各族群之間，還有無法逾越的界限，更枉論建立互信。
這現象並非一日之寒，就算他日民聯上台執政，問題依然存在，社會撕裂依舊，難道我們就只能坐以待斃？與其期待“英偉領袖”出現打救，倒不如借鑑香港雨傘革命，建立起民間的共同理念，針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｀言論自由｀宗教自由｀環保｀公共建設｀貪污腐敗等議題，設立跨種族的互信，避免政治人物的收割，加強教育群眾。讓議題從新回到人民福祉上，而非政客或政黨之間的政治角力。
香港的佔領抗爭能持續多久，無人可以預見。但我國的選舉，是迫切需要改革的。沒有公平的選舉，就算給我們選票，也給不了民主。大馬沈屙的僵局，不應該靠單一領袖的官司打破，而是應該靠大眾自發，認清時局，擺脫政黨的操控，全面提升身為公民應有的自覺。方有機會，建構更好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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